最近，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在辽宁省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审计调查中，密切关注“三农”问题，积极与地方政府部门座谈中央各项补贴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深入调查了解制约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同时，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影响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取消“三提五统”、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施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人均收入有了增加，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但农民的这一增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输血式”补助，并不是农业生产的直接成果。当前，在辽宁乃至全国仍然存在着诸多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
（一）中央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影响农民增收。中央专项资金除粮食直补工作经费、粮食风险基金等直接惠及农民的补助之外，很多是农民通过劳作间接得到的补助。然而，由于这些间接补助资金在地方基层部门使用不规范，本应由农民得到的补助农民却得不到，影响了农民收入。如该办审计调查的以工代赈项目资金，本来是农民参加以工代赈项目建设而获得劳务报酬，以此来得到国家的间接补助，而基层管理部门却把工程交给城镇专业施工队伍施工，农民想做、能做也做不到，只能眼看着自己应得到的补助流入别人的腰包。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影响农民增收。近年来，尽管国家给予农民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农产品价格也有所上涨，农民从中得到了一定实惠，但用于农业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也全部上涨，涨幅相当于甚至超过于得到的实惠，导致农业生产费用增大，收支相抵，农民增收不甚明显。
（三）农业产出率低，影响农民增收。现阶段，农业发展已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和需求的双重约束，农民收入与农业增产之间已不再是一一对应关系，如果农产品供给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就必然会出现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创造收入的能力下降了。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民的土地资源占有量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不高，这些都势必影响农民增收。
（四）农民综合素质低，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影响自身增收。当前，农民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而其弱就弱在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上。据调查，在辽宁农村中，具有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很少，大部分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并且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由单纯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难度加大，因此，农民靠技术技能增加自身收入也就无从谈起。
（五）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影响农民增收。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支持农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花卉生产、农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开发生态资源发展旅游业等，不断加大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弥补传统农业的不足，力促农民收入增加。但农民受思维观念、发展资金、技能水平、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摆脱传统农业生产的并不多，导致农业经济结构调整速度缓慢，农村赚钱渠道仍较狭窄，影响农民增收。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审计建议
第一，加强对基层部门使用中央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以工代赈等间接补助给农民的资金让农民能够享受到，防止资金外流，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
第二，在保证粮食产量的前提下，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使大部分农民从单纯传统的农业中摆脱出来，向畜牧业及高效农业发展，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和自我发展的后劲。
第三，科学运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中央补助资金，搞好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引导、组织农民进城、出省、出国就业，实现城乡互动发展。
第四，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监控力度，控制和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规范农资市场，建立有效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体系，控制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通过节流方面相应增加农民收入。
第五，采取协调贷款、贴息支出等优惠措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利用外资开展农产品深加工，发展县、镇区域经济，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吸纳农民进厂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以此达到增收的目的。
第六，整合中央支农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集中用于中低产田改造，开垦宜农荒地发展优质粮食、饲料粮种植，支持经济林、药材、水产等基地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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