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实质是日本为重新走向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创立法律依据；其基础是日本的经济势力、军国主义的崛起、唯我独尊的国民心理、美国的远东政策；其危险趋势是日本再次军国主义化、日本再战、日本再败。
关键词：《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失败
CommentOnTheNewJapan-U.SCooperativeDefenceGuidelinesAndItsCorrelationBills
LiWeidi
(HuaihuaTeachers’CollegeMaleiDepartment,Hunan,
Huaihua,418008)
Digest:ThecruxofTheNewJapan-U.SCooperativeDefenceGuidelinesanditscorrelationbillsistosetuplegalfoundationofmakingJapanreturnsintoamilitaryandpoliticalbigpower;TheirbasesareJapan`seconomicstrength,itsextremelyconceitednationlmind,andtheU.S’spolicytotheFarEast;TheirdangeroustrendswillbeJapan’sremilitarization,relaunchingwars,andresufferingdefeats.
KeyWords:TheNewJapan-U.SCooperativeDefenceGuidelines;Japan;Militarism;War;Defeat
中图分类号：D83/876;D513;E163;K313.5
文献识别码：A
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9月，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9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辩论通过新指针相关三法案，5月24日日本参议院也通过了三法案，至此，日美构建的亚洲新的安全体制的法律框架基本敲定。从美方来看，基本实现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战略构想，是美国二战以后在亚洲战略目的的延续，既要利用日本作为称霸亚太的基石，又要牵制日本；从日方来看，是日本创建新的政治体制、国防体制、外交体制、法律体制的重要契机，是日本重圆大国之梦的新起点。而笔者看来，日将会事与愿违，日美收获的将是战争和自我毁灭。
一、日本对《日美防卫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价值取向
１、日本由经济大国上升为政治大国
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目的之一是日本希望丢掉“侵略国家”的历史包袱，做一个“普通国家”，实质是成为政治大国。
１９８６年中曾根康弘表示：“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１９９０年海部俊树提出了美、欧、日为三极的“国际新秩序”，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海湾战争出钱，柬埔寨维和出兵，都是为日本塑造政治大国的形象。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把日本塑造成政治大国，这已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那么《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创立了哪些条件？第一，狐假虎威。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通过新指针及相关法案，获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日不再是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日本因此而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并获得大国地位。第二，为日本提升势力创造了重大机遇。美国为了确保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必然要依靠日本，并且有限度地扶持充实日本的势力；日本则可大打日美关系的擦边球，趁机强化自己势力。第三，作为政治的延伸和手段，日本获得了同美国一起充当亚洲宪兵的机会。
2、日本由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上升为军事大国
日本在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时，也在追求成为军事大国的目标。基于战后体制和自身的力量，日本在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现在日本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必然会追求军事大国的势力，日本的军费开支总额为世界第二，它现在实际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朝日新闻》评论说：“自卫队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军事力量”。这首先表现为日本的常规军事力量已进入世界前列，它的陆军人数超过了英国，坦克数量超过了英法，海军超过英意，空军势力接近英法。其次，日本的高科技军事水平已占世界领先地位，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的武器中，一半以上军事技术来自日本；同时日本已拥有在一年内开发出核武器的能力，羽田孜曾承认“日本有能力拥有核武器。”当然日本不会满足于这种现状。新指针及相关法案的出台为日本再振军备提供了理由。第一，为了承担合作义务，日本就可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甚至超过1％也会得到美国的允许；第二，为日本开发高科技武器提供了借口，日本近十年来始终在抓紧一切机会扩充军备，1998年朝鲜发射“大浦洞”导弹、1999年3月朝鲜特工船进入日本海域使日本领导人兴奋不已，而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使日本扩军合法化；第三，为日本经济体制军事化创立了法律依据，只要发生战争或有战争危险，日本政府就可以要求一切民间组织为战争服务；第四，为日本军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只要发生战争，不管离日本有多远，日本都可以美国同盟军的身份打遍亚洲。
二、日本奉行《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基础
１、日本的经济势力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战后第一个十年就恢复到了战前的经济水平，第二个十年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势力稳居世界第二。因对相关材料大家已很了解，在此不再赘述。
日本战后历年的军费开支虽然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但是，其军费的绝对额占世界第二，1997年公布的军费开支为49414亿日元，1999年的军费预算为49320亿日元,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是中国的７倍，相当于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日本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势力后，产生了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欲望。
２、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
军国主义起源于日本的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的根基，在近代，武士道与封建专制主义、资本殖民主义相结合成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使日本成为二战的罪魁祸首。日本战败使军国主义遭到了灭顶之灾，１９４７年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又清除了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但是，作为文化之根的武士道没有遭到批判，作为二战罪魁祸首的天皇没有被审判，使战争的灰烬中残留了军国主义的种籽。这颗种籽现在又发芽了、壮大了。综观日本近五十年的历史，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缓慢而坚定地恢复，表现之一是参拜战争之魂的靖国神社的浪潮愈演愈烈，1947年日本宪法宣布政教分离，把靖国神社降为普通的神教组织，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去参拜。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增长，右翼势力开始要求把神教定为国教，把神社由民间组织上升为国家组织，1969年开始向国会提出此类议案，至1974年内阁委员会和众议院居然通过了此项议案，迫于舆论压力，参议院没有通过。虽然法律的障碍没有扫除，但是历届首相除池田勇夫之外，都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军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1975年三木武夫选择8月15日这一天参拜神社，开高级官员在投降日参拜之先河；1978年10月17日，把二战中14名甲级战犯入祀靖国神社后，政府官员继续参拜；1980年开始，绝大部分内阁成员都选投降日去参拜；1982年8月15日铃木善幸首次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中曾根康弘于1985年作出决定，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集体参拜神社，并在８月１５日集体参拜，他甚至向世界发出质问：“日本总被要求道歉、道歉，什么时候才算完？”；从此以后，以公职身份集体参拜成为惯例，虽然１９９２年大阪高等法院判决“正式参拜”违反日本宪法，但是判决被彻底渺视。特别是在１９９５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８月１５日这一天，日本朝野参拜神社，二战老兵穿着皇军服装、挎着日本军刀、高歌“君之代”，在神社周围游行示威，这种气氛让人强烈感觉到，军国主义者又回来了。表现之二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二战后同盟国家为了根绝日本军国主义，曾一度停开了历史、地理和修身三门课，恢复以后，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发难，要求修改教科书。文相砂田曾表示：“我认为战前的教育是世界教育之冠。”１９８２年将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改为“进入”，把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彻底否认了战争的性质；１９８６年在历史教科书中，又把战争的起因说成是日本为解放亚洲而战,文部省竟然也批准了该书的出版。1999年４月２２日《产经新闻》报道：前不久日本两家出版社在政府的同意下，将中小学教科中反映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换掉了，原照摄自华北地区民家的墙上，画面为一名日本兵手持尖刀正在残害一名被绑在柱上的中国妇女，日本兵脚下扔着一个胎儿，并写有一句话：“日本鬼的残酷！”换上去的是在广东汕头墙上一幅日文标语的照片，“如果爱日本就停止战争！”篡改教科书的目的是掩盖历史的真相，美化侵略战争，灌输军国主义教育。在这种教育培养之下，日本学生的战争观被严重扭曲，以至一位中学三年级学生在一篇历史课的感想中说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表现之三是军国主义势力已向政界作深层渗透，岸信介是甲级战犯，在五十年代初执掌国政，桥本龙太郎就是军国主义势力大本营――“日本遗族会”会长，１９９６年就任首相；作为军国主义的老干将的石原慎太郎于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２日以１６０万票当选东京都知事，他于１９９４年在《诸君》７月号上发表的《排除对历史的篡改：‘南京大屠杀’是一场虚构》。在日本的右翼政党中，执政党自民党是一个势力最大的政党，这个党派出任的议员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表现之四是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右翼团体泛滥成灾，近几年特别活跃的有政届的“让大家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联盟”、“靖国神社参拜议员联盟”、“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正确传授历史的国会议员联盟”，民间的“日本遗族会”、“昭和史研究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编纂新的历史教科书之会”“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日本民主青年同盟”、“青年思想研究会”、“大日本帝国党”、“日本青年社”等，说明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开始集团化。我们不能忘记，二战中日本的绝大多数侵略行为都是以“民间组织”为开路先锋。表现之五是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１９８６年文部相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上撰文说：南京大屠杀是为了排除中国军队的抵抗，是正当的，他不认为日军要承担战争责任。１９８７年竹下登说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行为是不是侵略战争现在“应回避”，只能由后世历史学家去评价。１９８８年奥野诚亮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１９９０年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答记者问时大放厥词：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是一场虚构，是要污损日本的形象”。１９９２年众议员副委员长柿弘治说：亚洲国家总是纠缠日本的过去，“是对往事的小题大作”。１９９４年以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等反历史反华言论耳熟能详。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是新指针及其相关法案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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