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高三最好教。或是课堂上教学生解题，课外教师自己解题；或是除了训练，还是训练；或是以考代教，考二节课，讲三节课，一晃一周就过去了。赵成昌老师的《高三了 我们应该教什么》（见《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20日10版）一文中，道出了这种高三复习常态的一种焦虑。正在教高三语文的我，深有同感，但我没有赵老师那么焦虑和悲观。
确实，到高三后，应试的压力陡然增大。分数，是学生、家长的命根子，也是教师、学校的立身之本。所以，从牛校到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中，都离不开应试训练。加大高三的应试训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个正常的教学行为，无可非议。问题是，如何让学生在高三这一年中少一点机械复习的痛苦，留存一点复习中提升自己的喜悦，是每一个高三老师需要直面的问题。尤其是语文教师需要多一点思考，否则就有可能高中三年，语文素养没有提高，考分也没有提升，换来的评价是读与不读一个样。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三又是最难教的，尤其是语文学科。如何教，既考验教师的智慧和实力，也考验教师的勇气和定力。在全民应试的大环境下，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常常有无助的感觉，但是完全不用如赵老师文中所言“如果人们思想观念不更新，应试教育现状不改观，
高考(精品课)命题继续脱离教学实际，那么高三了，我们真的教什么都没有用！”那样悲观。我们确实没有底气和实力改变应试大环境，但我们完全可以凭借我们的一己之力，改变自己的教学环境，让自己的学生学得不那么累，分数不那么差；教师自己教得不那么乏味，那么辛苦。事实上，一味地应试教学，也换不来高考中的好分数。每年的高考卷总要遭遇批评，但是其命题质量比平时训练题总要高出一大截，其较强的选拔功能不容置疑。
这就需要教师不能把自己的职业仅仅看作一个饭碗，至少把这个职业当成一部分事业来做。平时做有心人，勤于思考；练好自己的内功，增加教师自己的知识厚度；同时，对高考大纲考核的
知识点和能力点，了然于心，从应试缝隙中找到学生知识的增长点和能力的突破口，少一些机械的训练，避免将复习课堂成为师生受难所。
我曾经去过一个学校听课。一位年轻教师给学生复习小说阅读，从人物到环境到情节到技巧到语言，考核点是一个一个地罗列，然后一个一个地肢解，最后迁移到让学生做浙江高考真题《捡烂纸的老头》。这些学生，看到教室后面有人听课，不好意思倒头睡觉，但又听不进，有的用呆滞目光看黑板，有的低头养神。课后，我同这位老师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复习？她回答，为了应试，依据高考大纲知识点，大家不都是这样复习的吗？我说，为什么不尝试有所变化呢，让师生的痛苦有所解脱呢？
比如，小说阅读中最大的拦路虎是如何快速读懂文本问题。先不要忙于做题，同时删减一些训练题，从而腾出一些时间。师生先一起重温师陀的《说书人》、鲁迅的《孔乙己》；然后以旧带新，读一读汪曾祺市井小说，如《侯银匠》等，感受“满是人间烟火味，而无半点逐利心”的情怀。再来训练《捡烂纸的老头》中的考题，课堂氛围就会改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学生积累了阅读小说的经验，不知不觉中阅读的素养提高了；再适时传授一些答题的技巧，学生完全可以有效提升得分的能力。
所以，赵老师文中所言，教课文无用，可能存在误解。因为高考语文得高分，要有比较厚实的语文素养为基础，仅有应试训练是不够的。至于赵老师说到“高三上《红楼梦》，竟遭遇到家长、学生赶下台的窘境”，不知这位老师如何教，我无法评论。但到现在，我还在课堂上，师生共读《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这一选修书。当然，我不忘应试。在课后，让学生自己从这书中选择一首诗或者一个文段，模仿高考题，自己来命题，自己给出参考答案；让同桌来考试，并且赋分。
这里，我还可以告诉大家，高中3年，6个学期，我实际授课时间只有5个学期。每周固定一节课，是学生3分钟脱稿演讲时间，每次5人。内容选择时事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得抄袭现成内容上台背诵；师生点评后，计入平时成绩。从高一入学开始，一直坚持到高考前夕。至今为止，不但无一学生、家长反对，而且很受欢迎。为了这3分钟的亮相，学生需要去阅读材料，提炼内容，组织讲稿，无形中锻炼了自己选材与表达能力。不少学生去参加浙江省“
三位一体”的
面试和自主招生的面试，无需专门腾出时间准备，也无需专门花钱请人辅导，只需点拨一下就行。去年，我所教的学生8人参加上述面试，成功了7人。
我之所以说得这么多，不是自吹自擂，是为了说明在应试教学盛行的环境下，教师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过多的埋怨，有把应试教学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之嫌。学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不是我们换取报酬的机器；教师应该是脑力劳动者，不应将自己的教学行为降格为体力活儿。高三的复习不是苦教苦学的代名词，让学生学有乐趣，学有所得，应该是我们高三教师的一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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