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征文]
六十年的分界线
冰心生前对我们说过：“愿你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每当我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地向我台下的弟子朗诵这个警句时，我似乎觉得好像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谶语。
我怎么也适应不了今年我已到了“花甲”之年，就要离开三尺讲台，安度晚年了。纵观60年的变迁，前30年真的有够多的云翳，上小学时除四害，不上课全城人吆麻雀，淘铁沙炼钢铁，深翻土地种卫星田，吃公共食堂大锅清菜汤，61年、62年饿肚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我马上就要进高考试场，周总理宣佈高考推迟半年，这一推就是11年。我们高三学生还差20多天就要进大学门，却上山下乡去修筑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1968年插队当农民，1971年招出来当工人。直到1977年三十岁的某一天，我坐在去铜川的火车上，无意中看报纸，报上说恢复高考，我可以乘最后一班车参加考试，中央明文规定我们这些人带工资，算工龄，可惜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月。我激动得夜不能寐，适值老爹在铁一局医院切胃三分之二需要陪床。我说服妻子伺候老爹，端屎倒尿。我自己躲在工厂保卫科办公室将书放在抽屉里学习。我的科长杜怀印一走进来，我立马关上抽屉，等科长一走，我又拉开抽屉复习。细心的科长关切地问我在干什么，我如实告之。杜科长说：“这个月你啥都甭管，安心复习”。
一个月后，我走进铜川市一中考场。我原本是高66级高材生，和初一到高二的师弟师妹们比赛，当然是信心十足。交卷时，我扫了一眼各个桌子，大部分试卷都在开天窗。考历史，解词：林祥谦，居然多数考生茫然不知。考语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太简单了！我高66级学生，文革中，我主编红卫兵兵团刊物《中南海警卫兵团》。文革中几派对立，相互辩论，几十名对立派同学围着我辩论，我舌战群雄，下乡后又是咸阳市韩家湾公社土记者站的刀笔手，早在插队时，我已在《西安晚报》上有哲学文章发表。这题目对我来说简直是张飞吃豆芽。我信笔写出第一段：
1976年9月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逝世了。一颗巨星殒落了，九州同悲………”
我接着写第三段：
“我家住在河南许昌七里营人民公社，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写作业，隔壁二婶大呼小叫地唤我：“毛主席来俺村了！”我飞跑到村头谷子地里，果然是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头戴草帽，上身穿件白衬衫，下身穿着灰裤子正站在谷子地里，毛主席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毛主席就在我的家乡向全国发出了“要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
我洋洋洒洒不停地写，监考老师一直站在我身边看，颔首微笑。我是汉中人，根本没这档子事，全是我读报获得的信息储存，特别是毛主席站在谷子地里的照片和电影我都耳熟能详。
我接着写：“现在我工作了，每年回家探亲我都要到那谷子地里去，那里已盖成纪念馆。站在纪念馆里，瞻仰毛主席的丰采，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呢？是我下乡时，房东的亲戚从河南许昌七里营来访，闲聊时告诉我的。我毫不含糊地用上了，不由你评卷老师不相信。
最后一段，写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那是政治试题的标准答案，科学而准确，我一字不落地背下来，真是一挥而就。
我行文之迅速，文笔之老辣，抒情之热烈，议论之振聋发聩让监考老师刮目相看。
完卷后，我又仔细检查一遍，大吃一惊，我居然犯了一个天大的政治错误：误将“毛主席号召大办人民公社”写成“大批人民公社”，立马修改，吓得我一身冷汗。
交卷时，监考老师笔眯眯地对我说：“你有个很重要的字写错了。”我得意地回答：“我已经改过了。”
从出生到1977年高考，整整三十年，白驹过隙，弹指一挥，就是那一天的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园了我上大学之梦。后来我又考上研究生，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由一个工人变成了享受高级职称待遇的知识分子。当我坐着软卧去游桂林山水时，我告诉女儿，就是1977年那次考试将我60年的生涯一分为二，前30年的生命中我曾经有够多的云翳，就是那一次考试，造就了我一个美丽的黄昏。(西安明德中学 牛吉祥)
(责任编辑 江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