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偏高，可是很多人与我一样，很容易发现别人得到了不合理的高收入。这说明，客观、冷静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既然收入分配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还是尽可能客观地来做一些探讨。本文区别了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这两个相互联系，但终究可以清楚界分的问题，集中于转型经济里的分配不公问题。
基尼系数与收入概念
200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国际上很少有国家的基尼系数会超过这个数字，除了拉丁美洲最高达到过0.57。这引起了人们的紧张。做这项研究工作的李实和赵人伟教授认为收入的衡量有很多困难。比如，不同居民的开支成本不同，因为城乡、地区之间物价指数不同。不过，世界银行的研究小组利用2001年数据对基尼系数进行了物价指数调整，是把物价指数放进去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都要进行物价调整。调整前的基尼系数是0.447，调整后是0.395。由于城乡差异对基尼系数贡献很大，物价指数调整后基尼系数是下降的。另一方面，现在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是按照合法的货币收入计算，而很多实物收入，社会福利收入都没有计算。另外，城市居民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和农村居民得到的社会福利是不同的。不过，调整后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李实教授最近说这个数字肯定会有提高。
所以，可以看到现有研究既有高估的因素，也有低估的因素。当然，仅仅考虑实物性收入和福利收入还不够，因为作为转型经济还有相当部分的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因此，怎么来调整这个系数，并得出更客观的、更准确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变化趋势的结果，还需做进一步的工作。
收入作为经济学的概念并不简单。根据Irving Fisher对收入的定义，收入就是财产(资产、资源)或者人本身的能力源源不断地提供的服务，而且他认为收入最重要的作用是带来享受。以此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即人们争取收入就是争取享受，所以应该把所有财富带来的服务性的东西都考虑进来。简单地讲，就是不能只考虑货币工资，因为很多享受和货币工资无关，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实际上要把货币的，非货币的，实物的，合法的，非法的，灰色的统一起来，从整体考虑收入分配问题。
权利界定与市场供求决定收入
如果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合法货币所得上，就会忽略其他问题；要是只对合法货币收入的差距采取调节措施，可能派生其他严重问题。在研究分配政策有关问题之前，我们要问，收入到底是怎样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呢？简单地讲，主要依据两个因素。
第一是靠权利的界定，因为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产权使用、收益和转让都可以让财产的服务功能——即产生收入——得以发挥，所以，产权制度的安排决定了分配格局。比如，以前农民必须按中央计划耕种，不能自由种植，不能搞副业，不能自由打工。这时权利已经定了，收入分配就定了，就是农民的普遍贫穷。改革以后，允许农民做原来不允许做的事情，大部分农民的实物和货币收入都增加了。后来农民收入增长变平，那是因为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现有的城乡结构下增长没有那么快了，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是农民能不能从事非农产业活动，能不能进城务工，到了城镇能不能落户。
农民是这样，其他各个层次都是同样道理。举姚明的例子，他的收入怎么定？首先是权利界定：一个在中国培养的运动员能不能到国际上受雇他国？过去的体制不允许。据说体育部门和他达成一个分享协定，同意他出去，参加NBA。这一权利的界定就决定了姚明的收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拥有市场承认的才能的中国人身上，比如郎朗，知名天下，最近他到香港去演出，那边的官员就欢迎他做香港永久居民，而一般人在香港居住7年以后才有可能变成永久的居民，这就是一种非货币的重要收入，可以到100多个国家不用签证，还是中国人。一个有艺术天分的人可以在全世界找机会，也是权利的界定决定了郎朗的收入。
再看公务员的收入，实际工资是一块，福利是一块，享受的办公条件是一块，工作稳定性又是一块，再加上转型经济中权力搅到市场以后非法的、灰色的收入，首先也是权利界定问题。张五常曾有理论指出，人类社会一共有三种制度安排：第一是财产定权，第二是等级定权，第三是两种体制之间的行政权力进入市场获得租金，他当时说的是印度式的腐败，也就是制度性的腐败。转型经济中，容易凭藉原来的等级定权中获得市场收益，而市场经济要往以财产定权利的方向走，中间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的确，农民、专业人士和企业家的权力界定了，但是原来控制整个资源的分配、使用、收益的行政等级权力体制，能不能度过走向市场的关口呢？
安徽定远前县委书记陈兆丰的卖官案很有研究价值，因为卖官是一个非法权利，非法权利通常只得卖很低的价钱，而陈兆丰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币284万元，另外，还有545余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非法权利能够卖得这么大的价钱是一个重要现象。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这类事情绝不是个别现象。卖官鬻爵不是受西方的影响，而是我们本土的传统。不过本土历史上的卖官鬻爵和今天存在很大差别。历史上通常是国家财政出了问题时才卖官，卖官获得的钱是归公的(当然那时的“公”是皇帝的天下)，今天卖官得到的钱归官员私有。其次，历史上卖的官多数情况是虚职，比如大文豪司马相如，据说他的职务就是由于家庭富裕才得到的，但当了官也只不过写写诗文，而今天卖的却是实权，还存在连锁反应——买官是投资，拿到官位后再卖官回收，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破坏非常严重。这并不违背刚才说的产权决定收入的原则，而是因为权利界定中存在含糊的地方，或是法律界定和实际界定存在差别，或是监督、控制跟不上，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我认为不管是哪个阶层，哪个人，当今社会收入的来源首先都是权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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