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三
曾几何时，“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个流行口号。越来越多的人才向更加宜居的二、三线城市“流动”，同时心态上多了些深思熟虑的“放弃，”少了些“逃离”的悲情。在同济大学，选择“逃离北上广”的不止贾宝印一人，他导师所带的13个博士生中，只有一人留在了上海，其他人都选择到别的城市发展。同样是同济大学的博士，迟洋本身就是吉林人，在同济大学主攻隧道专业多年之后，也选择回到家乡工作。除了考虑在父母身边，也对未来二线城市的建设有着自己的抱负。“职业发展前景是学生就业中最看重的要素。”T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接受采访时指出，由于一线城市人才饱和、生活成本过高，不少毕业生都选择了到二、三线城市就业，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晋升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服务家乡。
一首赵雷的《成都》道尽了成都休闲文艺的生活方式，在一线城市打拼的人，长久以来在一种高度紧张、快节奏的状态中，自然对这样一种生活充满了向往。在上海待了近十年后，李洋决定跳出熟悉的跨国公司工作模式，回到家乡成都创业。“感觉在外企不是长久的事情，成都的生活节奏、营商环境以及社交网络，都深深地吸引我回乡创业。”据他所知，在大型企业或科研机构担任骨干、有国外工作和管理经验的“回流入川人才”不在少数。在曾经迷恋“北上广”的高端人才中，如今流行的是更为务实的“恋川”情结。孔雀西筑巢，其人才“回流”之势，日渐明晰，且已具“汇流”之势。
材料四
H科技有限公司是J市一家软件服务类企业，目前公司最大的困境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无法留在人才。去年公司招了3个应届毕业生，一开始先跟着技术大咖做项目，给出的月薪在7000元左右。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培训，员工具备了独立解决问题和进行技术推广的能力。然而招来的三个人走了两个，都跑到“北上广深”的大企业了，剩下的一个也有走的想法。公司总经理王俊永说：“初创期公司，本身就处于企业成长生态链里的弱势地位，难以寻觅对公司文化认可度高的人才。公司好不容易招到匹配的人才，经过后期的培养机制，可以胜任工作了，但也开始萌生跳槽到待遇更丰厚企业的念头。人员的频繁变动直接影响了项目的进展。”
20年前，陈飞进入一家国有煤企，只有中专文化的他牢记老父亲“手里没得艺，挑断箩筐系”的谆谆教导，也坚信“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他勤学电钳知识，练就了低、高压电工和维修电工等多种技能，成为企业有名的多面手和技术拔尖人才。然而在陈飞为企业效力期间，多面手的特长让他引以为傲的同时又深感困惑。陈飞干了20年电钳工，顶着“土专家”光环的他，还只是在企业内的操作岗位，薪酬待遇与管理岗位存在巨大的差距。“现在，企业里的工资分配制度还是‘大锅饭’居多，拼职称，讲学历。像我这样的人平日里都扎在现场，哪有时间写论文，评职称？转不了管理岗位，评不上职称，工资收入确实太低了，养活一家人都困难。”在陈飞看来，转不上管理岗，如果能从工资待遇上给予倾斜，也是不错的办法。可是，对他这样的“土专家”，企业并没有明确的提高工资待遇的规定。付出这么多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让陈飞做出了另觅高枝的决定。
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小李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已经先后从事了文秘、银行柜员、证券公司职员三份工作，最近他又想跳槽到一家财经类报纸做记者。小李每次辞职换工作的理由都不大一样。第一次是觉得文秘工作太稳定，不太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怕自己年轻时的锐气一点点被销蚀掉了。第二次是感觉银行压力太大，很难得到晋升。第三次跳槽的理由是与新同事相处不够融洽，希望换个新环境。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就业蓝皮书》显示，职场人员流动呈现出代际特征。90后具有明显不同于70后和80后的职场特点，其离职率也明显提高。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则是3年半，到90后骤降到19个月，95后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辞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韩民指出，90后这代人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他们普遍具有开放、自由、平等、分享、透明的多元精神和职场价值观，对于企业的依赖性和忠诚度较70后职场前辈明显下降。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责任编辑：admin）
查看更多关于四川公务员考试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