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用户的日常行为也可能变成公益举动。2017年,阿里巴巴提出“95公益周”的活动方案,集中展示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公益行动:蚂蚁金服的“蚂蚁森林”鼓励用户将点滴绿色行为积攒下来,达到一定数量,就由公益组织在沙漠种下真实的树木。从上线开始,这个公益项目已经累计减排122万吨,累计种植真树1025万棵。菜鸟网络则发起绿色包裹行动,将用户选择环保包裹的行为与蚂蚁森林融合,使绿色包裹也成为蚂蚁森林能量的来源。团圆公益项目则联合高德地图,向全国用户提供就近采集DNA的定位服务,方便和帮助更多被拐孩子与寻亲家庭早日团圆。阿里健康鼓励人们以“随手拍”的形式,以手机记录身边盲道被占用的现象……从这些公益项目不难发现,“互联网+公益”不再是简单的募捐,而是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用举手之劳来实践公益、汇聚爱心。那些最为普及的公益,是身边每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是动动指尖、运动一下就可以献出的爱心,是激发创造力和参与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旗戟认为,高速发展的技术给公益赋能,使得公益脱离“一颗红心、一身劳苦”的苦干加敢干时代。无论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区块链,还是社交网络、数字零售、远程教育、智慧医疗、农资分享、移动支付等,都是通过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飞跃,也带来了社会形态、沟通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改变社会形态、组织行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新技术让“公益的社会”有了实现基础。
4.2017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复兴门地铁站A口附近,一名男子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内裤跪在地上,举着一根木棍求路人打他屁股,打一棍10元。这是一场炒作?随后,该男子表示,自己的孩子确实患有眼疾,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医药费。目前他已带妻儿回老家,计划为孩子筹到钱后再进京看病。
从传播效果上看,一些个体求助时采用“悲情”方式,确实更能引起媒体关注。求助者通过媒体关注,进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同情,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是,在习惯了各种炒作的语境下,冬天裸露上身“有偿打屁股”,为孩子筹治疗费用,即使情况真实,也难逃“悲情秀”的嫌疑。
同情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煽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再通过媒体进行放大,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其实,公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他们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权利。这需要公益慈善走向组织化、社会化,成为政府保障兜底之外的有益补充,让公民的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再只是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赠予。
个体求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一个标志。近些年,一些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策划的痕迹越发明显。比如,“跪爬救女”“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事件,都在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
然而,如果在传播上剑走偏锋,过于依赖媒体对事件进行放大,则有可能导致道德准则的
迷失和事情本质的失焦,如2016年引发舆论关注的刘燕“偷鸡腿救女”事件,经网络发酵后,两小时内捐款超过30万元。而与之相反的是,刘燕的“病室友”王玉琴,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只筹到2万元。对比之下,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过于依赖媒体,不仅导致求助行为的变形,还会裂变社会心态。如“偷鸡腿救女”事件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嘛”。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何让人心理平衡,不去效仿?此外,“打悲情牌”来吸引社会的怜悯,也容易放大网络直捐的软肋,许多靠炒作出位的求助捐赠,都掉入了骗捐的争议陷阱。
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做大慈善公益蛋糕,让更多人在慈善公益机制内得到救济。比如孩子得了严重的眼疾,做家长的应该在第一时间想到申请政府和专门的慈善基金来满足救助需求,而非牺牲尊严形同乞讨。
5.贵州省E县M乡位于西南崇山峻岭最深处,这里世代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族群。物资匮乏、交通闭塞、信息滞后等原因导致当地的教育现状极度复杂。2014年,扬州大学一群怀揣教育梦的志愿者扎根在这里,一场教育扶贫“接力赛”就此展开。
当马匹第一次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寨时,当地旗山寨村小学的马校长对这群衣着光鲜的大学生颇为不屑,“这里前后入驻过不少外来志愿者,但大多浅尝辄止”。
事实的确如此,当地的教育困境并不缺乏社会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益力量“输血”山区。木厂小学是当地最偏远、落后的村小之一。这里的孩子每年接受社会捐赠的书包有四五个。校长张某哭笑不得,“仓库里受赠的各类教学器材堆积如山,落了厚厚一层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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