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精品教程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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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下‘六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彩’1∶40的高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按10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0元。”

    某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3.抛开“六合彩”赌博、私彩敛钱的违法性不说,从形式上看,国家发行的福彩与之相比缺乏趣味性,且返还率低,难以吸引彩民。只将发售点设到小城镇,而忽略农村地区,也给地下“六合彩”留下较大空间,合法彩票的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体彩、福彩的品种、游戏规则、宣传力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国有彩票的公益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国家发行彩票的公益性感受不充分。我国发行彩票已有18年,仍没有专门的规范彩票活动的法律法规,彩票发行和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使人把彩票与赌博相混淆,执法部门对变相发行彩票行为难以界定,对非法彩票的处罚缺乏准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很多人把‘六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某镇农村信用社主任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地下“六合彩”还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地下“六合彩”的庄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传播各种关于“六合彩”的信息与“玄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系一个惊人的谎言: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悟到“玄机”,打开财富之门。

    4.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行动,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了“打彩专业队”。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灾区”面貌,但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讯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记者在互联网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有专家认为,屡禁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有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

    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2005年,广东省抓获“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赌博的庄家、赌头4413名,其中送劳教的578名,判刑役的仅28名,仅分别占抓获人员的13.1%和0.63%。警察是无奈的,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无法有效地处理此类犯罪案件。

    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有人提供给政府三种可能性的选择: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农民有增加收入的强烈冲动,换句话说,希望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正是农民纷纷购买“六合彩”的最直接的原因。对于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状态下的农民来说,买码活动中1赔40的高额回报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一方面,现代以大量消费资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不断在农民面前晃来晃去,农民被时尚潮流所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增收难度大,农民很难具备实现这种消费欲望的物质手段,城乡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使得潜藏于农民内心的“暴富”冲动愈加强烈。地下“六合彩”的出现,正好带给农民一种“暴富”幻觉。不劳动、不流汗,花1元钱买中一个特码就能净赚39块钱,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农民尝到甜头之后,其他人便趋之若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地下“六合彩”在极度刺激农民暴富欲望的同时,也像传销一样,从精神上牢牢控制农村彩民。